在《魏书 卷十八》中，李典高居卷首，排在臧霸、李通、许褚、庞德等一众曹魏名宿之前。然而梳理《典传》，可以发现传主的历史地位虽高，但始终未能进入曹魏集团的核心圈层，且长期受到曹操的猜忌提防。

李典功勋卓著，却并未获得与军功相匹配的政治身份，终其一生官位不过杂号将军，爵位不过都亭侯。建安中后期，他甚至被迫将宗族男女迁徙至邺县（等同于充当质任），以减轻曹操的提防之心。

同时代中，类似李典般豪强出身、拥兵甚众的军官，在曹魏集团中并不罕见，臧霸、孙观、文聘、吕虔等人皆属此类，他们居外任时往往雄踞地方，位尊爵厚，甚至可以形成世袭性质的任官制度（如臧霸、孙观家族）；而像李典这般受到猜忌打压者，却并不多见。

（臧霸）薨，谥曰威侯。子（臧）艾嗣。艾官至青州刺史……而孙观亦至青州刺史，假节，从太祖讨孙权，战被创，薨。子（孙）毓嗣，亦至青州刺史。--《魏书 臧霸传》

（吕）虔在泰山十数年，甚有威惠。--《魏书 吕虔传》

究其原因，其一是李典的宗族势力过于强大，达到“万二千余口”的恐怖规模，已对曹魏的统治构成威胁；其二则是李氏宗族在兖州之乱时出现立场分化，并未与曹操同心一意，因历史问题而致嫌隙。

本文想就《典传》线索，探讨李典在曹魏集团中的微妙处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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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典宗族的规模体量与独立地位

想要理解李典的处境，需要先认识这一宗族的体量规模与独立地位。

李典出身兖州山阳（郡）钜野（县），属于地方豪强。这一宗族最初由李典从父李乾、从兄李整相继统率，李整死后，李典又代为领兵。

李典字曼成，山阳钜野人也。典从父（李）乾，有雄气，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……太祖使乾子（李）整将乾兵……整卒，（李）典徙颍阴令，为中郎将，将（李）整军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这一记载充分反映出李氏家族在曹操集团中的独立地位。短短数年，竟先后出现“父死子继”（李乾、李整）与“兄终弟及”（李整、李典）的案例，而曹操亦只得听之任之，还需要授官以做笼络。

虽然《魏书》讳称李整、李典等人领兵，是出于“太祖”（曹操）的任命，但实际这不过是魏晋史官的专美之词。按照李氏宗族“万二千余口”的规模而论，彼时的曹操，最多仅能够影响到继承人选，却绝不可能令外姓之人代替李氏子弟领兵。

太祖使（李）乾子（李）整将乾兵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（李典）遂徙部曲宗族万二千馀口居邺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李乾卒，太祖使李整将兵

需要注意，在三国君主中，曹操比较注意中央集权，集团中并未出现东吴一般的“领兵制”（即宗族部曲在领兵者家族内部世袭），除臧霸、孙观等常居外任的武官具备军阀化倾向，大多数士卒部曲在旧主死后便会被收归中央，重新分配；在特殊情况下，甚至出现过原主未死，其麾下部曲便被强行褫夺的案例，如“于禁夺朱灵兵”。

太祖常恨朱灵，欲夺其营。以（于）禁有威重，遣禁将数十骑，赍令书，径诣灵营夺其军，灵及其部众莫敢动；乃以（朱）灵为（于）禁部下督，众皆震服。--《魏书 于禁传》

有鉴于此，像李氏家族一般，在曹操集团内部奉行父死子继、兄终弟及的原则，以至前后相属、绵延不绝，必然引起君主的憎恶与提防。

更有甚者，乃是李氏私兵的战斗力极为强悍，甚至令吕布吃过苦头。兴平元年（194）吕布兵进兖州，与曹操大战；结果当年九月吕布进驻至乘氏（县）时，遭到“县人李进”的顽强阻击，被迫“东屯山阳”。

秋九月，太祖还鄄城。（吕）布到乘氏，为其县人李进所破，东屯山阳。--《魏书 武帝纪》

按李典家族“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”，可知李进亦属这一集团。换言之，李氏不仅在（山阳郡）钜野县雄霸一方，在临近的县邑（如济阴郡乘氏县）中亦拥有大量部曲，且极富战斗力。这种规模的武装力量，不可能不引起君主的畏惧。

（李）典从父（李）乾，有雄气，合宾客数千家在乘氏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按《崔琰传》，曹操“性忌”，娄圭、许攸、刘勋等人屡建功勋，最终不免遭到杀戮；李典虽然颇识时务，通过委质宗族而侥幸免于斧锧，但终归难以避免遭到打压、猜忌的宿命。

太祖性忌，有所不堪者，鲁国孔融、南阳许攸、娄圭，皆以恃旧不虔见诛。--《魏书 崔琰传》

（刘）勋以不轨诛，交关者皆获罪。--《魏书 司马芝传》

李乾之死与山阳李氏的立场问题

李乾（李典从父、李整之父）的相关记载极少，《魏书》仅云此人追随曹操平定黄巾，又从征袁术、陶谦，在兖州之乱时（194）奉命“慰劳诸县”，不幸遭到吕布部将诱杀，死于国事。

初平中，以众随太祖，破黄巾于寿张……吕布之乱，太祖遣乾还乘氏，慰劳诸县。布别驾薛兰、治中李封招乾，欲俱叛，乾不听，遂杀乾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应该说，李乾之死的记载是值得推敲的。按《续汉书 郡国志》，乘氏属济阴郡，曹操遣李乾赴乘氏“慰劳诸县”，便说明济阴郡下辖县邑已经大量叛乱，曹操家属又皆在济阴鄄城，因此不得不救。

张邈叛迎吕布，太祖家在鄄城，（夏侯）惇轻军往赴，適与布会，交战。--《魏书 夏侯惇传》

而招降李乾的薛兰、李封是吕布所署的别驾从事、治中从事，他们很可能是跟随张邈、陈宫等人共同叛变的兖州故吏，换言之，二人可能是李乾的旧日同僚。

张邈、陈宫以兖州反，潜迎吕布。--《魏书 荀彧传》

张邈、陈宫以兖州反，潜迎吕布

按吕布使“治中李封”劝说李乾归降，可知二人应存在往来基础。以姓氏而论，籍贯失考的李封，很可能是李乾的同宗。治中从事属于高级州吏，一般由本州的实力派豪强出任。以山阳李氏的宗族规模而论，李封与李乾确有可能出自同宗。

另外需要注意，在兖州之乱中，李乾的老家钜野县倒向了吕布，成为吕布集团阻击曹操的桥头堡，这与李乾“不欲俱叛”的记载相互矛盾。

二年间，太祖乃尽复收诸城，击破（吕）布于钜野。布东奔刘备。--《魏书 吕布传》

按《程昱传》，兴平元年（194）兖州大乱，“郡县响应，唯鄄城、范、东阿不动”。可知兖州境内仅有鄄城县（属济阴郡）、范县（属东郡）、东阿县（属东郡）三县尚未叛变。

张邈等叛迎吕布，郡县响应，唯鄄城、范、东阿不动。--《魏书 程昱传》

山阳郡亦属兖州，却不在“不动（未叛变）”的郡县之列，可知山阳地方的将领无疑已经变节，其中必然包括李乾的老家山阳钜野。

按《武帝纪》，杀害李乾的元凶李封、薛兰，在钜野县竟一直留守到兴平二年（195）才被曹操击溃，可知他们在当地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固的统治。若无李氏族人的支持，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。

李典字曼成，山阳钜野人也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（兴平）二年春，袭定陶……夏，（吕）布将薛兰、李封屯钜野，太祖攻之。--《魏书 武帝纪》

换言之，无论李乾是否真的遭到吕布部将所杀，均证明山阳钜野的其余李氏族人，确实参与了吕布之乱。因此李封、薛兰才能在当地组织武装对抗曹操，前后一年有余（194-195）。

彼时（194）的曹操“躬破于徐方，地夺于吕布，彷徨东裔，蹈据无所”，甚至一度打算将家属送至邺县以向袁绍换取救兵，可知他的处境实在很不妙。按李氏宗族“万二千余口”、“宾客三千余家”的武装规模，如果李氏的宗族主力彼时依附于曹操，那曹操的平叛过程应不至如此艰难。

士林愤痛，民怨弥重，一夫奋臂，举州同声，故（曹操）躬破于徐方，地夺于吕布，彷徨东裔，蹈据无所。--《为袁绍檄豫州》

袁绍使人说太祖连和，欲使太祖迁家居邺。太祖新失兖州，军食尽，将许之。--《魏书 程昱传》

因此，李乾的死因究竟为何，是否真的因为“不欲俱叛”遭到毒手，实难定论；而籍贯记载不详、参与吕布之乱的“治中从事李封”，是否出自山阳钜野李氏，亦未可知。历朝修史均有“为尊者讳”的传统，作为李典的宗族长辈，李乾的记载如此矛盾，大约背后亦有隐情。

好在镇守济阴乘氏的李进等人，拒绝参与叛乱，坚决抵抗吕布，总算扳回一城，维护了这一宗族在曹操集团中的地位。李整、李典在李乾死后可以相继出仕，大约也得益于此。

李典的军功性质、宗族迁徙及原因探讨

李典虽以武官的形象被录入史书，但他在军旅中参与的事务，却集中在提供辎重给养一类的后勤方面。

《魏书》称李典为“长者”，按前后文语境而论，似在呼应李典“敬贤士大夫”的行为。不过按“长者”存在德高望重的隐喻，那么“年三十六薨”的李典，又不大符合这一标准。

（李典）敬贤士大夫，恂恂若不及，军中称其长者。年三十六薨，子（李）祯嗣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李典敬贤士大夫，军中称其长者

其实“长者”在东汉的语境下还存在另一重含义，即富室。这与李典的豪强身份完美契合。按其豢养私兵（宾客三千余家）的规模而论，此人富甲一方是确定无疑的。

郑泰说他（张邈）是“东平长者，坐不窥堂”，“长者”汉代通常指富人。--唐长孺《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》

（李）典宗族部曲三千馀家，居乘氏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以同时代富室为例，糜竺“僮客万人，赀产钜亿”，向刘备贡献“奴客二千以助军资”；李典宗族“万二千余口”、宾客“三千余家”，论规模与糜竺不相伯仲。推此而论，李典同样是“赀产钜亿”的巨富应无疑问。

（糜竺）祖世货殖，僮客万人，赀产钜亿……先主转军广陵海西，竺于是进妹于先主为夫人，奴客二千，金银货币，以助军资。--《蜀书 糜竺传》

因此，李典在早期的军旅生涯中主要负责后勤事务，发挥富室的优势。官渡之战时，李典“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”；袁绍死后，他又“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”，破家舍业，以给军用。

时太祖与袁绍相拒官渡，（李）典率宗族及部曲输谷帛供军。绍破，以典为裨将军，屯安民。太祖击（袁）谭、（袁）尚于黎阳，使典与程昱等以船运军粮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李典首次临阵交锋的记载，已晚在建安七年（202），是年他协助夏侯惇抵御刘备，充当军事后援。按“（夏侯）惇率诸军追击之，李典留守”的记载看，彼时的李典很可能依旧充当后勤一类的辎重官，因此才能在夏侯惇战败时率军“往救”。

（刘）备一旦烧屯去，惇率诸军追击之……（李）典留守。惇等果入贼伏里，战不利，典往救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按《魏书》，彼时的李典，战功多为辅助性质，或“与程昱运军粮”、或“从夏侯惇拒刘备”、或“与乐进围高干”，从未出现独当一面的记载。这无疑反映出曹操对李典的不信任。

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山阳李氏的宗族势力过强，且彼时的李典尚未迁徙宗族至邺县（边将家属入国都充当质任，属于曹魏传统），令曹操难以安心；另一方面则是因兖州之乱时诸李氏并未与曹操同心一意（钜野县参与吕布之乱），李典受累于历史遗留问题，因此遭到曹操敲打。

太祖破袁谭于南皮，（臧）霸等会贺。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。--《魏书 臧霸传》

（王观）遂言（涿郡）为外剧郡，后送任子诣邺。--《魏书 王观传》

直到李典率领“宗族部曲三千余家，自请愿徙诣魏郡（作人质）”之后，曹操才终于放下心来，不仅极力夸奖李典忠诚，还笑称“卿欲慕耿纯邪”以资鼓励。

（李）典宗族部曲三千馀家，居乘氏，自请愿徙诣魏郡。太祖笑曰：“卿欲慕耿纯邪？”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曹操笑曰：卿欲慕耿纯邪？

曹操这番比喻，暗藏玄机。因为昔日耿纯追随刘秀时，曾表示他之所以在“举族归命”时“烧其庐舍”（以示身无退路），是因为“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”。

世祖（刘秀）问（耿）纯故，对曰：“纯虽举族归命，老弱在行，犹恐宗人宾客半有不同心者，故燔烧屋室，绝其反顾之望。”--《后汉书 耿纯传》

换言之，曹操将李典比作耿纯，其实是在揶揄李典宗族中存在“不同心者”，即暗示昔日兖州之乱时（194）诸李当中出现叛徒，导致钜野县成为吕布集团的桥头堡。

李典“少好学，博观群书”，当然听懂了曹操的弦外之音，他立刻识趣地表示自己“驽怯功微，而爵宠过厚”，遂将“宗族部曲三千余家”迁徙至邺县，迁徙总人数达到“万二千余口”，曹操闻讯大悦。

（李）典少好学，不乐兵事，乃就师读《春秋左氏传》，博观群书。--王沈《魏书》

太祖笑曰：“卿欲慕耿纯邪？”……（李典）遂徙部曲宗族万二千馀口居邺。太祖嘉之，迁破虏将军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宗族迁徙事毕，李典即刻“迁破虏将军”，与乐进、张辽进驻合肥，既改善了尴尬的境遇，也获得了在前线建立殊勋的机会。

李典在合肥之战时的角色定位

从合肥之战的人员安排上看，李典终究没能摆脱曹操的猜忌，一代名将，最终殁于权谋之下。

合肥之战时，曹魏方面的军事主官有四：张辽、乐进、李典、薛悌。而曹操的安排是令张辽、李典出战，令乐进、薛悌守城。

太祖征张鲁，教与护军薛悌，署函边曰“贼至乃发”。俄而（孙）权率十万众围合肥，乃共发教，教曰：“若孙权至者，张、李将军出战；乐将军守，护军（薛悌）勿得与战。”诸将皆疑。--《魏书 张辽传》

应该说，曹操这一安排严重违背了客观情况，因此“诸将皆疑”。按记载，乐进“以胆烈从太祖”，临阵之际“奋强突固，无坚不陷”，属于典型的先锋武官，却被留镇后方；而李典长期负责后勤事务，“贵儒雅，不与诸将争功”，根本不适合作为军队先锋，却被迫与张辽率兵出击。

（乐进）武力既弘，计略周备，质忠性一，守执节义，每临战攻，常为督率，奋强突固，无坚不陷。--《魏书 乐进传》

（李）典好学问，贵儒雅，不与诸将争功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如果从人员特点出发，合理的安排应该是张辽、乐进临阵，李典、薛悌守城，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究其根源，还是在于曹操的私心作祟。

如果考察张、乐、李、薛四人的任官履历，便会发现被勒令出击的军官，皆受曹操猜忌；而被留置城中的军官，皆是曹操心腹。

张辽是吕布旧将，直至吕布败殁才“将其众降”，政治上十分不可靠，因此他早期在曹操集团中时常领衔攻坚任务，角色定位近似现代之“惩戒营”；而李典不仅宗族势力强大，其宗族还存在历史遗留问题（见前文），均属于污点人物。

太祖破吕布于下邳，（张）辽将其众降。--《魏书 张辽传》

灊中有天柱山，高峻二十馀里，道险狭，步径裁通，（陈）兰等壁其上。（张）辽欲进，诸将曰：“兵少道险，难用深入。”--《魏书 张辽传》

（曹）公车重在后，被甲者少，左右皆惧。公登高，望虏陈不整，乃纵兵击之，使张辽为先锋。--《魏书 武帝纪》

太祖破吕布于下邳，张辽将其众降

相较而论，乐进、薛悌与张、李的身份则完全不同。乐进是曹操在兖州网罗的故吏，且未曾参与吕布之乱，政治上十分可靠；薛悌不仅是兖州故吏，还在吕布之乱时挺身而出，协助程昱“卒完三城，以待太祖”，深受曹操信赖。

（乐进）从击吕布于濮阳，张超于雍丘，桥蕤于苦，皆先登有功。--《魏书 乐进传》

兖州从事薛悌与（程）昱协谋，卒完（保全）三城，以待太祖。--《魏书 程昱传》

因此，在孙权围攻合肥时，曹操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城池的得失，而是后方的稳定（曹操彼时正在亲征汉中）。令政治上可靠的人物留守，令政治上可疑的人物出战，属于典型的帝王权术。战争胜利则削弱孙权，战争失败则削弱张、李，无论如何曹操均立于不败之地。

张辽、李典久随曹操，对这番安排的背后隐喻自是心知肚明，遂帅厉将士，浴血死战，终于大败孙权，威震江左。

（曹操）使（张）辽与乐进、李典等将七千馀人屯合肥……夜募敢从之士，得八百人，椎牛飨将士，明日大战。--《魏书 张辽传》

张辽因此发迹，迁征东将军，一跃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；李典则无此好运，战争结束未久便黯然离世，时年三十六。按其谥曰“愍侯”（在国逢难曰愍），可知其在合肥之战中应负重伤，因此才获此谥号。一代名将，终不免沦为帝王权谋之下的牺牲品。

文帝（曹丕）践阼，追念合肥之功，增（李）祯邑百户，赐（李）典一子爵关内侯，邑百户；谥典曰愍侯。--《魏书 李典传》

小结

历代居处嫌疑之地者，终难得善果。

以同时代人物而论，刘封身处嫌疑之地，“而思防不足以自卫”，最终不免于刀斧；李典博览经史，通晓治乱兴衰，虽屡屡化险为夷，却仍不免死于兵事，令人扼腕叹息。

刘封处嫌疑之地，而思防不足以自卫。--《蜀书 刘封传》

作为拥兵甚众的大族领袖，李典天生处于树大招风的局面中；而兖州之乱时钜野县参与叛乱的历史遗留问题，又为李典的仕宦之路平添了许多荆棘。

无论是倾家破财以助军资，还是迁徙宗族以充质任，皆属李典对曹操的自剖心迹；然而这几次三番的示忠之举，并未换来真正的信任，仅仅延缓了厄运到来的时间。

至合肥之战时，在八千魏甲对阵十万吴军的绝境之下，面对“张、李将军出战，乐将军守，护军勿得与战”的荒诞敕令，任何挣扎皆属徒劳，李典亦被迫踏上了宿命的归途。